【编者按】《醒世姻缘传》原名“恶姻缘”,全书100回,按照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先后写了两世的两种恶姻缘。前22回叙写前世的晁家:浪荡子晁源纵妾虐妻,小妾珍哥诬陷大妻计氏私通和尚,致使计氏投缳自尽。小说开头还写了晁源伴同珍哥打猎,射杀一只狐精。这都成为冤孽相报的前因。第二十二回以后叙写今世的狄家:狄希陈是晁源转生,娶了狐精托生的薛素姐为妻,后来又继娶了计氏转生的童寄姐,婢女珍珠是珍哥转生的。狄希陈受尽薛素姐、童寄姐的百般折磨、残酷虐待,珍珠也被童寄姐逼死,“偿命今生”。最后,狄希陈梦入神界,虔诵佛经,便“一切冤孽,尽行消释”。整部小说有着浓重的劝善教育的寓意。同时,作者对现实人生却又相当清醒,体察得很深切,描绘出相当丰富的真实而鲜活的世态人情。顽劣子弟私通关节便成了秀才,三年赃私十多万两的赃官罢职时还要“脱靴遗爱”,逼死人命的女囚使了银子在狱中依然养尊处优摆生日宴席,狱吏为了占有美貌的女囚不惜纵火烧死另一名女囚,无文无行的塾师榨取学生就像官府追比钱粮,江湖医生故意下毒药加重病情进行勒索,巫婆搬神弄鬼骗取钱物,媒婆花言巧语哄骗人家女儿为人作妾,乡村无赖瞅着族人只剩下孤儿寡母便谋夺人家的家产,新发户转眼就嫌弃亲戚家“穷相”。这部主旨在于明因果的小说,全景式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吏治腐败、世风浇薄的面貌。
淄博中华文化促进会聊斋文化专业委员会张庆林、蒲圣业、周雁翔联袂撰写《〈醒世姻缘传〉作者再考辩》对《醒世姻缘传》的作者重新考辨,兹全文发布,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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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蒲松龄 孰为西周生
——《醒世姻缘传》作者再考辩
淄博中华文化促进会聊斋文化专业委员会
张庆林 蒲圣业 周雁翔
(一)关于《醒世姻缘传》几个署名的解读
古典白话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后文简作《醒》)署名“西周生”辑著,但“西周生”到底是谁?却成为一段文学公案,长期争论,未衷一是。我们认为这本书的撰者(辑录者)、校注者、“引起”作者、点评者,西周生 燃黎子 东岭学道人 葛受之。这四个“假名”其实都是一个人——蒲松龄。
一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生、燃黎子”的人生价值观。
1、辑录者西周生《醒》“引起”首段的一段文字:“至圣至神的莫过于唐尧、虞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圣先师孔子 ......”明确出现“西周”两字有两处:一是在二十六回中:“这明水镇的地方,若依了数十年先,或者不敢比得唐虞,断亦不亚西周的风景。”唐虞、西周,分别指中国历史上圣贤临治(尧舜,文 、武、周公)和天下大治的两个时代。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一直是士大夫阶层或知识分子追求的政治理想,代表了封建社会士大夫文人阶层共同的人生价值取向和追求。 二是小说的第一百回结尾处,“西周生”最后亮相拉上了这部大书的帷幕:“死去佛前并命,西周生遂念佛回向演作无量功德”。何为“无量功德”?种恶因于前,收恶报于后,用文学故事的典型形象宣解佛门的因果轮回;用诵万卷佛经的劝恶向善,结束再转世、再缠报的恶性循环,使世间人终于看到了一个脱离宿命的补救办法和再世曙光,“明山秀水”的理想世界的实现就成为可期可待的了,从而达到了“醒世”的创作目的和效果,“西周生”自然就可以“佛前并命”了。
2 校注者燃黎子
陆游《读书》诗中:“藜羹麦饭冷不尝,要足平生五车读”,说的就是用灰灰菜做的汤、大麦做的干饭经常凉了还没有吃,是为了读五车书,藜是一种很普通很常见的植物野菜,用其主干做的手杖就是藜杖。“燃黎子”应该来自《燃藜图》故事。据《拾遗记》:“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图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植黎青杖,登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夫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见向,说开辟已前,向因受《洪范五行》之文,恐辞说繁广志之,乃裂裳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向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闻金卯之子有博学者,下而观焉!’”这段话里的黄衣藜杖,吹杖燃烟的老者,即“太一精魄,燃黎子”。传说中的“盘古开天地”,在混沌初开”的那一刻,盘古身体分崩离析,碎片化作三万六千个“太一精魄”,散落在茫茫宇宙中的各个角落。“金卯之子有博学者”的“金卯之子”即刘向。根据燃黎子的说法,刘向也是“转世”之人,其前身早在“混沌初开的时候”就接受了“洪范五行”之教。
刘向(约公元前77年-前6年),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任谏大夫、给事中、宗正卿、光禄大夫、中垒校尉;他的撰著很多,与文学有关的主要著作有《新序》、《说苑》、《列女传》、《列仙传》等。而《新序》是一部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故事类编;《说苑》又名《新苑》,按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逸闻轶事,每类之前列总说,事后加按语。从形式上看,《聊》的先写故事,再加“异史氏曰”除了受《史记》的影响之外,与这两部书的传承关系也是十分明显的;从内容上看,《聊》中的那些冥域幻境的鬼狐故事,难道不同样是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刺虐刺贪”吗?《列女传》则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的书,所以,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一部妇女史,《聊》中的美狐俊鬼多女性,也有学者称颂《聊》是一部为美、善、智、贤的女性立传的书;《列仙传》是中国第一部流传下来的关于神仙人物的传记,它把散见于先秦诸子著作中的“神仙事迹”进行了搜索整理,开了后世神仙传记的先河。
《洪范五行传论》中的《洪范》篇名出自《尚书》,是汉儒收集各地先秦著作的汇编,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洪即大,范即法或规范。记载的是周灭商二年,箕子向周武王提出的帝王治理天下的九种“天地之大法”,也叫“洪范九畴”,其中有“水火木金土”五行及其作用,并认为政情可以使天象变化,所以,这个故事又叫“箕子明夷”。《汉书·刘向传》记载:“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迤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概括起来说,《洪范》及刘向《洪范五行论》,主要宣扬的“谶纬”是秦汉间儒家编造的一种预测天下吉凶的预言,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成为“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基础。道家的炼丹羽化也好,佛门的参禅坐化也好,都是再世轮回的异说,都可以用来教化社会,服务于天人感应的自然观和社会观。在《聊》中的人物画廊里,结队而来的是那些楚楚动人,善解人意,聪明智慧而又琳琅满目的鬼狐美女,他们在人间社会被欺凌歧视,在蒲松龄架构的童话世界里找到了光明和自由,而且可以毫不费力的快意恩仇,所以,这是“写鬼写妖”的“异史氏”笔法;在《醒》的典型形象及群像中,则完全回到了“刺贪刺虐”的现实世界。“白狐转世复仇”,只不过是由短篇组成的志异小说,转变为长篇巨制的恢弘画卷的构图主线罢了。况且,“白狐”修炼千年,功败垂成,其怨其恨,盖出一人——浮浪纨绔子弟“晁源晁大舍”。小珍哥败其家,薛素姐、童寄姐报其后,既是天理,更是人欲,主题仍然是“写人写妖,刺贪刺虐”。
在“洪范”故事里,武王伐纣,殷商覆灭,西周兴起,连孔子都叹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蒲松龄以“醒世”为己任而假名“西周生”以辑录,假名“燃黎子”以校之,岂不也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以书比书、以人观人,“燃黎子”就是“西周生”。
二“凡例”多为自作,他人不可越俎
“凡例”写也称作出版说明、再版说明等,或包含在前言、序言之中,一般只会有作者自己撰写,不会由与著述无关的人来写。因此,《醒》的“凡例”是由作者本人撰写的。
作《续金瓶梅》的丁耀亢,署名“紫阳道人”。《续金》与《醒》这两本书的共同之处,都是写“世道轮回,因果报应”不爽的故事。为《聊》作序的高珩,长蒲二十八岁,又号“紫霞道人”。高当时的官阶地位、道德才学都为蒲松龄所敬仰。在丁、蒲之间,丁是前辈;在高蒲之间,高是兄长。所以,“西周生”要学的道人、被学的道人就是“紫阳道人”和“紫霞道人”。而这个“东岭学道人”的“东岭”就是“松龄”的谐音,其人就是蒲松龄。
三 “点评”者“葛受之笔”实为“受葛之笔”
对《醒》的点评者“葛受之笔”,一直存在着“葛受-之笔”和“葛受之-笔”两种解读。我们认为这两种解读都不准确。
“葛”在古代汉语中是个多义双音词。读音为“ge”时,一为植物名、一为古国名、一为葛姓,葛姓则是以国(葛国)为姓。
中国上古史流传最广,最富理想魅力的是比伏羲帝还要早的“葛天氏”之国,是古人理想中的“自然淳朴之世”,其人过的是“忘世虑,断尘缘,逍遥傲葛天”的生活。其中的“傲葛天”指的就是《葛天氏之歌》:“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因而能“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这正是“西周生”的醒世之志、理想追求。
“受”在古代汉语中有接受、授受两意:“于斯万年,受天之祐”此为接受;“若空弃华台,坐丧成业,岂是朝廷受任之旨”此为授受。“葛受之笔”即“受葛之笔”;而这个“之笔”既不是葛受所写,也不是葛受所写之意,而是“笔意”即宗旨、目的之意。这个笔意是什么呢?就是“‘其治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的‘自然淳朴之世’,是‘忘世虑,断尘缘,逍遥傲葛天’”的生活。这不是“西周生”自己又是谁呢?
将以上简述的思想内容与《聊》、《醒》进行一下比较,就会发现后者对前者在思想内容乃至创作方法上的继承性、借鉴性;就会发现这些假名与蒲松龄的社会理想、创作目的和方法的一致性。
四“弁语”撰者“环碧主人”李秉绶
就现在看到的《醒》版本,“弁语”撰者都俱名“环碧主人”,都具明写作时间为“辛丑清和月望后午夜醉中书”。
固然,农历历法的辛丑年可以有若干个,但“环碧主人”只有一个。所以,这个落款的人名和时间有互相锁定的作用和意义,不能改脱妄证。
安徽庐江县有“环碧园”,园主是明初人王越,不是为《醒》作弁的“环碧主人”;承德“避暑山庄有”“环碧湖”,是赫赫有名的爱新觉罗玄烨所建,所以没有人敢僭越自称是这里的主人。
清代著名的大盐商(官)李宜民的小儿子李秉绶(1783-1842),祖籍临川,寄籍桂林,官居工部都水司郎中,清代著名画家、诗人。辞官归桂林后,在叠彩山白鹤洞下建画室,取名“环碧园”,自号“环碧主人”。他经历的这个“辛丑年”恰是其谢世之前一年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辛丑清和月望后午夜醉中书”,说明他不仅是在夜里,而且是在自斟自饮的过程中,为《醒》作弁(并“书”)的;“弁语”统共六百余字,完全可以一气呵成。而这本书的内容之奇、文笔之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姻缘奇传”一个“奇”字反映的是“环碧主人”对此书的欣赏心理。因为,李秉绶的父亲李宜民离籍行走广西的时候只带了一笔、一算(盘)、一柄雨伞的一介贫民,发迹之前历尽艰难。起初他一行五去云南贩盐,四人中瘴气死亡,只有他侥幸活下来,凭着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终成雍、乾时期“富比王侯,园林半城”的鼎食望族。但是,李宜民富不忘穷,他购置义田,捐建(修)义学,修建祠庙和桥梁道路,助孤、助寡、助学,助贫户家婚嫁,助穷家丧葬等义行善举。更奇特的是,他在六十岁时忽生新牙,返老还童;七十九岁生李秉绶,享寿九十五岁。《醒》作者不可能知道李宜民的这些经历,但是,作为李宜民儿子的李秉绶却肯定知之甚多,是免不了要同《醒》中极力渲染的世道轮回,因果报应的“醒世”故事产生共鸣的。所以,当李秉绶读到这本惩恶劝善以“醒世”的书时说,对许多兄弟、父子、夫妻、朋友龌龊之事不理解,但“读西周生《姻缘奇传》,始憬然悟,豁然解”,在这个基础上为之“弁语”,是合情合理合人性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