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陈玉琛先生的新作鸿篇巨著《明清俗曲研究》
 周 雁 翔 

      山东淄博是齐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故乡，还是孟姜女传说故事最早传播的起源地方。齐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灿烂多姿更是它魅力所在。诸如：陶瓷文化、蹴鞠文化、聊斋文化、孝文化、孟姜女文化，牛郎织女文化、旱码头文化，聊斋俚曲文化等无不展现了它们独具的风采和魅力。这些无疑都是珍贵的文化资源和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如何充分发掘、研究、弘扬、利用这些文化资源，是责任，更是历史的使命。
      陈玉琛，一个年过七十的老艺术家，用自己的心血与汗水默默耕耘了半个多世纪文化艺术的传承人，在用行动实践着历史的责任与使命。近日他把一部沉甸甸的新书摆在我的面前，《明清俗曲研究》！这是陈玉琛先生多年心血之结晶，即令我感慨万千又让我充满着崇敬与赞叹，同时也为那些在其职不干其事，在其位不某其政的不作为的所谓官们羞愧而汗颜。
    我与陈玉琛先生相识多年，也有过较长的合作与创作，，他是学者型的兼创作与研究的作曲家与研究员，研究与创作态度非常认真与严谨，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奉献于世人，他还是一个为聊斋俚曲的研究与传承做出了非常贡献的传承人。这本《明清俗曲研究》的出版问世就是他长期研究与传承的继续和生华的结晶与写照。
    陈玉琛先生的《明清俗曲研究》，堪称是一部系统论述明清俗曲的巨作，它集理论研究、曲词文学、音乐谱例及史料选编于一身，通过对明清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等情况的分析和对各种文献资料的解读，将明清俗曲音乐发展史及260余首唱词和160多首曲谱资料的分析研究融为一体，对俗曲的兴起、发展、衍变，以及存在于俗曲中的文化积淀、信息密码，进行了客观、系统和深入地剖析；该书在论述了明代俗曲发展阶段以及演变规律之后，又分析了清代俗曲的演变及其特点，论述了俗曲向说唱和戏曲等领域的延伸发展以及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影响。其中有许多新鲜独到的见解，是前人没有的。该书收录、翻译和整理的多首珍贵的乐谱资料，也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把俗曲当做一个科学体系来研究，需要探讨众多的学术课题，回答许多前人没有回答过的疑问，如逾越珠峰，工作量之大，困难之多，那是可以想象的。而在这之前，还不曾有一部系统论述明清俗曲的著作。因而从明清俗曲艺术学科研究体系的建立来讲，该书的撰作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体现一部理论著作的出彩之处与价值所在，重要的是要看它那独到的见解与翔实的论证。陈玉琛先生的《明清俗曲研究》不仅资料详实，论述充分，谱例也很丰富；新颖的观点，独到的视角在各章里都可见到。下面仅以俗曲的产生为例，从中可以略见陈玉琛先生犀利的分析能力和他那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由此也可见该书的宝贵价值。
    明代的俗曲是怎样产生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是研究明俗曲必然接触到的一个问题，这是该书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该书的靓点之一。关于俗曲是如何产生的，史书并无详细记载，民间小曲的情况没有记载自不必多说，即使是元人小令的演变情况也很难窥探。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只说到“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甚”。元人小令与俗曲的名字常常相同，这就使人容易将两者分辨不清混为一团，两者到底什么关系？何种情况下相似？若不相似又该怎样区分？元人小令又是怎样衍化成俗曲的？弄不清这些问题，研究明清俗曲将会是一头雾水。
    陈玉琛先生将有关的文史资料与俗曲的实例联系在一起，与当时的社会状况联系在一起，分析探索其中的奥秘。书中说，由于时代的变迁，旧有的艺术形式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思想的需求，但是新形式的创造又不是一蹴而就的，元人小令向俗曲的衍化经历了艰难而漫长的路程，出现了情况不同的几种现象。“选瓶装新酒”便是它的演变的最初选择，即挑选元人小令中的适合者，词调不变，填上新内容，只在声调上做些改动。如明人王骥德所说的【醉落魄】之类“皆仍其调而易其声”；再进一步，便是【青玉案】、【八声甘州】之类“或稍易字句，或只用其名而尽变其调”，词调变了，声调也会有变；最后便是【玉抱肚】之类“名同而调与声皆绝不同”的阶段。有些元人小令已经完成了蜕变的最后阶段，如【罗江怨】；有些则只停留在某个阶段上，如【驻云飞】；甚至有的没有变，如【沽美酒带太平令】。要想弄清楚这些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宜简单的“一刀切”，在经过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之后，才会形成一种概念，得出一个结论。
    这是陈玉琛先生以他多年的治学经验，结合他对有关文献的解读，对于元人小令向俗曲衍变做出的回答。这样的论证有史证有实例，有分析有判断，使我们即加深了对古典文献的解读，又解决了俗曲形成中的一些疑问。这样的论证方法，不仅解读和细化了明人的记载，也增强了研究的实证性，是该书史论结合的重要研究成果。
   【罗江怨】可谓是由南集曲向俗曲转化的一个较完整的典型,作者通过充满思辨性的推理论证的方法，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罗江怨】由南集曲到明俗曲演变的过程。从整个俗曲的发展衍变的研究来说，它又起到了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这对于了解俗曲的真谛是大有帮助的。
    新型俗曲大批涌现在何时间？用沈德符的话说是在“嘉隆间”。《风月锦囊》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它收录的是1553年之前的作品，然而从中却找不到元人小令演化为新型俗曲的例证，只可看到某些元人小令在调或声演变中的情况。但是在这半个世纪期间的后20年，即嘉隆间的1553—1572年间，却是各种俗曲纷纷涌现的时期，正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全新的俗曲终于大批涌现了。
该书以刘效祖的生平及隆庆皇帝向其索诗为例，论证了【挂枝儿】等曲在1553—1572间涌现的事实。又以明代嘉靖壬戌三十四年出现过用【罗江怨】等二十三只小曲联手演唱宝卷的记载为例，证明了【罗江怨】也的确产生在1553至1572的近二十年间。其他还有【耍孩儿】、【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粉红莲】、【银纽丝】等一大批俗曲约50首左右，都是产生在这个期间，形成了新型俗曲涌现的一个高潮期。这又是该书对新型俗曲产生时期的一个重要考据，它也为俗曲音乐发展史的研究填补了一页空白。
民间俗曲的产生虽然不同于元人小令那样的衍变过程，但它也要有一个酝酿期，这就需要探讨它们产生的社会原因、人文环境等。该书以民间俗曲【孟姜女】为例，阐述了明初朱元璋的筑城运动和移民运动给社会和民生带来了历史悲剧的再现，造成了“人人都是范杞梁，家家都有孟姜女”的局面，而这时又恰逢春调的流行，这便给春调【孟姜女】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样的论述有血有肉，有着较强的说服力。这种以点带面的论证方法，也为了解整个明清俗曲的情况打开了一条通道。
山东艺术学院老教授、音乐教育家、音乐史学家孙继南先生说：“看后，感受良多。眼下国内音乐学界学风浮躁，抄袭、人云亦云现象俯拾皆是，极少有人下功夫撰写这类著作的。我以为，这本书堪称巨作，它的问世，不仅在当今应该引起音乐界应有的重视，若干年之后，仍将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珍贵文献。”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音乐史学家、评论家刘再生先生说：“看了以后很震撼，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书了！”又说：该书“研究得很深，内容很充实，谱例也很丰富，很不容易。”还说：“看来，要改写明清俗曲的历史了。”
   《明清俗曲研究》这本巨著45万余字，集理论研究、曲词文学、音乐谱例及史料选编于一身，通过对明清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等情况的分析与各种文献资料的解读，将明清以来俗曲音乐的发展史及265余首唱词和160多首曲谱的资料研究融为一体，对中华大地上俗曲兴起、发展、衍变的历史沿革、传承脉络、艺术特征，以及存在于俗曲中的文化积淀、信息密码，进行了客观、系统和深入地剖析，还论述了俗曲向说唱和戏曲等领域的延伸发展及其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影响。其中有许多新鲜独到的见解，前所未有。本书收录、翻译和整理的多首珍贵的乐谱资料，也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是一本专业民族音乐学研究工作者、词曲作者、音乐史学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统音乐工作者、以及艺术馆、文化馆、音乐院校的良好参考资料和学习教材。
   明代俗曲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品种，它以自己的品质和影响，确立了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地位，并且使中国的传统音乐跨入了以俗曲为主要形态的俗乐时代，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清代俗曲继承和发展了这些优秀文化成果，不但新曲迭出，还促使俗曲向着演唱形式的综合化、内容故事化的方向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
  《明清俗曲研究》经过了八年的反复推敲、修改、充实与再提高的过程，它厚积薄发，论证详实，视角独特，见解新颖，系统全面，靓点很多，它不愧是填补明清俗曲研究空白的一部精品力作，的确是一部值得称道的好书。它的横空出世为我们展现了一片风光无限的前景，让我们从中汲取智慧，共同为中国音乐的美好未来谱写崭新篇章。
   《明清俗曲研究》的问世，不仅是淄博的骄傲，也不仅是山东的骄傲，而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骄傲与盛典，《明清俗曲研究》必将成为中国音乐研究史上的巍巍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