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学的新思考 

一

在新千年开始之际，联合国启动了“世界儿童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2001～2010）”规划。这项规划启动以来，在全球得到了持续而深入的推动，特别体现在以和平研究、和平教育与和平行动为主要内容的和平学的发展。通过这些行动，不仅和平倡议已经实现了内在化，而且人们对和平的理解也在发展。只有采取非暴力方式才能实现和平，这个联合国推崇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

我们的生活根本上是由非暴力决定的，但我们通常却认为暴力是生活的主要方面，因为暴力一直是人类生活的威胁，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关注围绕我们周边的可能的危险。媒体对负面消息报道的偏爱，证实和加大了我们的这种感觉。我们对暴力威胁的必要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我们对发生在生活中的非暴力的观察。其结果是，我们假定了一个与事实不符的灰暗面，认定灰暗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主色调，这就为和平建设设定了错误条件。为此，我们提出相反的观点：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世界中，里面蕴含着创造和平世界的丰富潜能。

和平学要彰显克服暴力并带来利益的信息，指出人类生活中积极的一面和我们具有的和平潜能，从而为人类建设和平与非暴力文化提供信心与支持。和平学必须在高度复杂的和平研究的基础上，提供和平教育与和平活动的概念，并传授适当的技巧。在原则上，和平学要改变我们的视角：从传统的基于暴力的冲突化解转向基于非暴力的策略和方法的冲突转化；从以批判暴力（削减取向）为主转向更关注非暴力援助（资源取向），包括对所有暴力现象的批判。因此，和平学的责任是进行创新思维，寻找现实主义的冲突化解的途径。

当然，世界各地及其所有历史时期都存在暴力，比如，战争，大屠杀，种族灭绝，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恐怖主义和独裁，极权主义政治结构，酷刑，经济剥削和压迫，伤害残疾人、病人和老年人的暴力，各种处罚人的暴力，破坏环境的暴力。暴力的广泛存在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我们必须将暴力条件（心理、意识形态等）与特殊原因（政治、经济等）区分开来。比如，心理根源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童年时期（特别是被剥夺的成长经历），而外界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则可能造就我们的情感冷漠。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很少尝试用非暴力手段化解冲突。当然，人类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勾勒了一个可怕的现实，冲突化解概念与和平学的形成不仅源于这个现实，而且其最初的目标就是为了揭示暴力与克服暴力，不是通过关注和抗击暴力，而是通过实施和加强非暴力手段——既包括常用的非暴力方式，也包括非暴力的形式各异的变体——来直接解决问题。

在很长时期内，历史学关注主要是帝国史、王朝史以及战争史，而不是社会史的丰富主题，至今仍然可以在历史学的教科书中看到这种模式。这样做或许基于一个实用主义的原因：人们对战争史和帝王史的编撰和再现要比社会史更容易，因为历史学家更容易找到战争和权力的痕迹（例如刀剑和城堡），而不是人类日复一日在家照顾孩子或外出寻找食物的线索。另一个可能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原因，即人类对等级结构的内化及其对暴力的痴迷。帝国史和战争史传递这样的信息：世界结构和组织只有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才能稳固而持久。战争是常态，和平是例外；人们最先关注的是战争，而不是和平。互联网、书名或讲座主题一般都是“战争与和平”，而不是“和平与战争”。这种前后安排很多人可能觉得并不重要，但我们认为这两种反映现实的不同顺序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句子开头是“战争”，你关注的重点就在战争；如果开头用“和平”，重点就在和平。和平学通常说“和平与战争”，因为它意识到社会史才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

上述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还是互助的？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由“狼与狼的关系”（—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原则决定的，还是由人们的互助决定的，这是人类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毫无疑问，人类必须为生存而斗争，并找到斗争成功的原则与规则。人类必须战胜生活的苦难，这是达尔文对“生存斗争”的理解。然而，他的追随者们（达尔文主义者）只将之理解为：人在面对同样的困境时，每个人都为自己并反对其他人。从人类学的视角看，后者的观点暗示为，每个人永远处于与其他人的战争中，就像霍布斯所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狼与狼一样”。很多人认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这个人类学的观点，而社会生物学家又确认了这一人性特点，甚至认为说谎与欺骗是人类得以生存的自私基因，由此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然而，彼得•克鲁泡特金却完全反对“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观点。他断言，人类与动物一样，只是因为他们有机会互助才赢得了生存斗争，互助是人类实践的结果。和平学的学者认同克鲁泡特金的观点，确信生活在本质上是由非暴力的互助构成的，暴力对抗不是人类存在的本质性的基础。

迄今为止，很多和平运动中的老派参与者，还是习惯于通过指出源于人类本身的暴力，将人类社会描绘成一幅非常消极的画面。还有一些从事和平运动、和平教育与和平研究的人士，往往希望通过震慑策略起到刺激人类的作用，即指出暴力的方方面面的表现，以此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我们认为，他们这样做不仅在人类学方面是错的，在教育学上也是不对的。他们这样做客观上维护了暴力是人类主要方面的观点，而他们的目的却是希望取得相反的结果。和平学必须指出，无论是出于人类学还是教育学的观点，人类具有维护和平的本能。我们不是要指出人类生活中什么错了，然后将人类带向非暴力世界，而是指出人们总是和每日都在重复的非暴力。总之，和平学学者更应表明人类能做什么。康德曾说“应该”蕴含“可能”。我们据此认为，和平的“应该”正是通过展示人类的和平能力而得到诠释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从最基本的方面开始努力，迈向和平道路，克服生活中的阴暗面，指出阴暗面在现实和权力上的相对性。

二

没有人想要成为暴力的受害者，所有人都喜欢生活在一个和平相处的环境中，都在考虑缔造和拥有和平的条件。当然，这些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维度以及结构维度的对策的不同：其策略和方法的范围从极端暴力到非暴力原则，从恐怖主义战争到坚定的非暴力行动。军事（理论）家们已经反复得出结论，只有暴力威胁和愿意发动暴力干预行动，才能建立和保持和平。然而，和平是一个最最严肃的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有建设和平的责任，我们必须考虑所有涉及问题解决的可能方案，不排除任何观点，即使听上去或许感到不可思议或痴人说梦。我们可以毫不掩饰地说，和平学就是试图超越普通和传统的途径来考虑问题，和平学的工作是不同寻常的，可能是社会期望所在，社会以及政府应该尊重并支持他们的工作。由于我们只有通过创新思维才能发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所以和平学不是在系统内部而是超越系统的运作与探究。严格的非暴力途径是和平学的重要内容，非暴力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寻常途径，因为它很少被认识到，却被日常实践反复证明。当然，和平学作为一种超越系统的系统，也必须允许对它自身系统的批评。

我们无意在此讨论如何处理人类历史上的谋杀现象，但可以肯定，在世界任何地方，凶手都是要接受惩罚的，谋杀是全世界的禁忌，文明没有这一禁忌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在此是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人类能禁忌谋杀，是不是也同样可以禁忌战争？我们不是有意将士兵比作凶手，只是指出，在这两种情况下，对于那些杀死其他人的人来说，他们可能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才认为，杀人是解决某种冲突的唯一或最好的方式。和平学必须提出其他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是杀人，也不是在一般概念上接受杀人的现象。和平学也要思考和创造一个类似方法去解决政治冲突。我们认为，很多迹象表明，暴力成为禁忌的时机已经来临。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维也纳的卡斯帕•迈尔就提出了一种替代政策，用非暴力方式化解冲突的政策，以替代军队武力基础上的防卫政策。和平学必须展现这种替代性政策的信息和研究。

最近的战争历史告诉我们，战争已经过时了，因为战争可以破坏脆弱的全球经济网络，撕裂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和政治网络。而且，我们的人道主义有了更大提升，我们的伦理态度有了更好发展，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人与动物的关系。也许，人类需要最后的一次大战来促进我们改变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当然不希望如此，所以我们应该想象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然后得出我们不需要这个最后一次战争的决定。无论如何，或早或晚，战争这个人类社会的“老发明”将被废除，一个和平与非暴力的“新发明”将取而代之。

因此，和平学全力支持以消灭战争为目标的所有倡议，这个态度非常明确。一个以和平为基调的世界可能是消灭战争的必要基础，战争将随着全球和平进步的实现而最终消失。事实上，世界上不仅有令人瞩目的无战区，而且在很多地方，反对战争和暴力已经成为一种主流风气。当然，也有很多相反方向的运动和发展。我们认为，全球化的条件非常适合于克服那些不公正结构，进而构建非暴力的公正世界。我们有了新的通讯手段，特别是互联网提供的手段，有了更加透明的社会控制形式（当然有好的或坏的后果）。在网络世界里，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对所有事情的讨论和判断。这些似乎将把世界推向一个更加道德的层面。

我们认为，融合是一个好的开端。每一个联盟都是一个和平岛，它不是武力或自上而下措施的结果，也不是为了限制或战胜他人。欧洲的联合是在特殊意义上（例如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后的背景）的一种和平导向的建构，它具有和平建设的合法目标。然而，一个意欲将难民排除在外的防御工事，一种试图主宰世界市场的组织力量，并不是一种带来融合的和平方式。我们可能在各种共同生活的层面上进行融合：一个局部，一个区域，整个世界。在某些情况下，联合将是迈向世界范围无战区的第一阶段，也将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最后步骤。和平学要促进这些过程的发展，在理论上将这些阶段联系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一个现实主义的展望。

三

人类社会始终存在暴力问题，废除暴力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任务，但我们必须坚持这样做。绝对消除暴力是人类一个永恒梦想，但这不应该阻止我们竭尽所能反对所有的暴力现象。每个阻止暴力的事件都是一种成功，它就像阻止事故一样，你不可能完全防止事故发生，但你可以减少事故发生的机率。可以说，和平是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倡议、运动和组织的目标。实际上，在所有职业中，无论年龄和文化背景，人们主观上都相信自己是为了和平，按照自己的标准并尽最大努力去实现和平。军人、警察和政治家做得可能更多，因为他们的职业直接涉及公正问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承认，国家或地区已经不能寻求绝对的自主权，不能孤立于世界而存在。世界和平需要一个全球性的社区，它依赖于联合国的权力均衡，依赖于国家和地区的权力平衡。我们从国家内部的地区开始思考，认为地区脱离国家或从一个国家移到另一个国家都是毫无意义的。然而，地区在国家内部寻求自治的最大化是有意义的。同样，国家本身也必须在世界共同体内寻求最大的自治权。全球社区的管理权必须对个别国家与相关国家的权力进行平衡，联合国必须加大对那些意欲完全独立区域的关注，民族或地区独立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对世界共同体造成损害。

联合国将世界和平的责任赋予了孩子们，因为他们是未来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平学是实现联合国宏伟目标的一种理论范式和实践途径。和平学包括三个方面：和平研究（知识分子和学术的层面）、和平教育（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层面）、和平建设（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的和平活动与和平运动）。和平研究包括所有相关学科，比如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医学、宗教学、法学、经济学等，和平是所有研究的价值导向。和平教育基于和平研究，其目的是获得如何通过非暴力实践实现和平的知识和技能。和平活动包括维护妇女或儿童的权利，防止性暴力，反对种族歧视的解决运动，动物保护，等等。

和平学是为了纠正人类的错误。暴力造成人类的重大伤害，和平学者通常要挑选出这些暴力现象并讨论解决暴力问题的方案。我们的方法则是试图隔离暴力行为，即不是指出这些现象并直接予以抨击，而是通过一些非暴力运动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非暴力行为来提供机会与可能性。我们对和平的积极展望，主要源于我们对人类学习能力的乐观评价，源于我们对人类越来越敏感和人性的客观判断。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容忍暴力的存在。我们认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面对政治世界的冲突的现实，它及其成员不仅应该赞赏非暴力冲突转化，而且必须通晓非暴力的原则、实践与展望。

[本文的写作得到德国费西塔大学（University of Vechta）埃贡•施皮格尔（Egon Spiegel）教授的无私帮助，特致诚挚的谢意。]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6年第7期，注释从略。作者：刘成，系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